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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汪精卫在与蒋委员长的争权夺利中，一直处于下风、被动位置，这与他个人性格不无关系。

    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，是一个严重的“唯武器论”的人，他看到了日本的强大，所以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非常恐日。

    甚至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同仇敌忾，一度打退日本人时，汪精卫依旧觉得“须知数十年来，华夏军事经济，在物质上着着落后，固不待言；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。”

    汪精卫怕打仗，怕死，所以极力促进所谓的“与日本和解”。

    1935年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派人暗杀他，子弹射中了他脊椎后，汪精卫就更加怕死了、畏惧了。

   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汪精卫更加是惶惶不可终日，一度煽动孔祥熙在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上签字，甚至仗打了一年之后，他还对着媒体说“未关闭停战之门”。

    1938年12月18日，在身边亲日派的怂恿下，终于走上了叛逃之路。

    1939年元旦，蒋委员长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，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，撤消他的一切职务。

    二十天后，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，一共开了十天。

    蒋委员长在会上重新解释“抗战到底”，说这个“底”不是打到鸭绿江边，而是“要恢复‘七七’事变以前的原状”。

    会上，蒋委员长还确定了“溶共”、“防共”、“限共”、“**”的方针。

    会后，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《防制异党活动办法》的训令，还成立专门从事**工作的特别委员会。

    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，蒋委员长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中共上来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汪精卫叛国投敌，使蒋委员长面子上非常难堪他决定趁热打铁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，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，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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